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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归小说创作 作家马原:在文坛的局内和局外

【论文时间: 2017-12-23    浏览次数:

  马原:

  在文坛的局内和局外

  马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字,他和余华、格非等人一起被归纳为“先锋文学五虎将”。时过境迁,作家们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,马原的经历更加传奇,在商场、学界兜兜转转之后,他仍然回到了小说创作

马原。摄影/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刘远航

  作家马原要在小说扉页上写700遍自己的名字。700本新书堆在旁边的桌子上,像是一张硬板单人床。这纯粹是个体力活。出版社的会议室有些热,他脱下外套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还剩十几本没有签。他有点累了,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,笔停下来,面露难色,不知该如何续上。“写了这么久,没想到自己的东西还有人看,这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动力。”他跟周围的年轻人感慨。

  马原今年65岁了,距离开始写小说,已经过去了40多年,距离发表处女作,也已经过去了35年。他穿着印有堪萨斯大学松鹰篮球队标志的衣服,一米八的大个子,没有了当年浓密的胡须,但仍然像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强盗。

  终于都签完名字,马原舒了一口气。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的小说家曾“化身”为自己作品中的一个角色,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将自己的名字“写进”小说里,那是先锋的姿态,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。

  那是一个作家受关注程度堪比明星的年代。马原闯入文坛的时候,绝大多数作家还在想着“写什么”,将镜头对准现实、历史和民族,很少去想“怎么写”,更没有人像马原那样,直接用“虚构”两个字当做小说的标题,并在开篇写道,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,我写小说”。那时候,好友余华刚刚出道,还没有写出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因为同样在叙述形式层面的革新,他和马原等人一起被称作“先锋文学五虎将”。甚至有人根据金庸小说中的“华山论剑”给五个人排了座次,余华是“东邪”,马原是“西毒”。

  但理想的年月很快过去,很多人一时间甚至不知道马原去了哪里。以前,马原当过铁路工人、记者和作家,从90年代初开始,他的身份变成了导演、商人、教授。他曾扛着摄像机跑遍全国,立志要拍摄一部名为《中国作家梦》的伟大纪录片;也曾跟房地产商人合作,开发楼盘,赚取了相当可观的收益;还曾到上海的一所高校教授小说和电影,甚至当上了中文系的系主任。

  七年前,一场大病让他游戏人间的脚步暂停了。人们以为这个顽童终于可以消停会儿了,他却从病床上出逃,离开了上海,几经辗转,最终在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定居下来,并重新拿起了笔。

  今年,这个曾经以先锋闻名的小说家写了一本关于荒唐的小说,叫《黄棠一家》,碰瓷、房地产开发,种种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荒唐事儿都被搬进了书里。人们都以为这个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在经历了种种变化之后,已经跟现实和解了。也有很多读者感到失望,觉得这些见怪不怪的新闻如何能写成故事。可是在这部小说的最后,“那个叫马原的汉人”又如约出现了,大家才忽然反应过来,至少,马原还是那个马原。

  桥与塔

  或许是过去的记忆过于牢固,上了年纪的人,往往对千奇百怪的新闻事件有一种本能的陌生感。三十年过去了,即使是像马原这样曾经以先锋姿态闯入世界的人,也不免给人一种不合时宜的印象。按照以前,大桥是跟日月星辰一样稳固的事物,9亿娱乐,怎么就说塌能塌了呢,他有点不理解现在的世道,跟年轻的记者这样感慨。

  时针似乎被拨快了。十年前,位于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被爆破拆迁,随后被房地产商开发成新楼盘。之前的老体育场用了半个多世纪,五里河体育场却只用了不到二十年,作为东北人和老球迷的马原觉得不太能接受。

  在他所生长的地域和时代,家庭关系的组成和社会规范与价值秩序曾经紧密勾连在一起。父亲是铁路系统的通信工程师,母亲是会计,姐姐在党校,妹妹在设计院。因为家庭的原因,马原在上山下乡之后进入铁路中专,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,后来一直称自己是“老铁路”。1976年,马原中专毕业,在铁路的火车头部门工作,担任准备车间的技术员,负责阜新和锦州之间的路段。

  那时候,火车还是依靠蒸汽机驱动,一切都围绕着运行时刻表转,时间以秒计算。马原说,如果火车晚出发了25秒,就必须在行驶的过程中对速度进行微调,火车头和车厢等部门需要协同合作,抢时间。晚点意味着事故,工作奖金和业绩记录都会受到影响。“安全和正点是两个最高的法则,这两个概念特别像是秩序的一种象征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道。

  像是坚硬的冻土终于被更坚硬的铁器撬动,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伴随着价值秩序的打散与重建。此后三十年,马原去了西藏,又去了上海,最终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西双版纳定居下来。

  马原说,自从前几年母亲去世,东北那个家便消亡了。他兜兜转转,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不仅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生活环境,也指向一种理想的精神领地。既然那曾经无比稳固的桥已经塌了,他决定建塔。

  马原在盖房子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,自己领着几个民工,打水井,建造钟楼和塔楼。他现在的家坐落在南糯山的一个哈尼族村寨,由两座关联的红砖八角塔楼组成,共三层,每个房间都有八扇窗户。

  五年的时间里,马原一共建了九座塔楼,除了八角形,还有六角形和圆形,除了自己居住,剩下的用于建造一个书院。“我喜欢那种生活格局,有书,有山,也有院子。因为我们那里美得不得了,真的是天上人间的地方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道。

  在自己家的院子里,马原养了一百多只鸡和鹅,也养狗和猫。一些以前的朋友来看望他,惊讶于生活状态的转变,曾经那个勇冠三军的先锋小说猛将,如今成日里围着动物和房子转。三年前,评论家李敬泽曾问他,在这样的地方住,是否会觉得孤独。他想了想,回复说,哪有空。

  徒步进山

  据说,在写小说、盖房子和做铁路工人之间,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联结。

  年轻时,马原在铁路系统工作,常常在下班和休息的时候写小说。转眼便是三十年过去。现在,他在远离城市的边境,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盖房子,闲暇时才写小说。他熟悉机械和建筑的构造和流程,也迷恋小说的结构和技法,喜欢将故事进行拆卸和重组。

  1978年,马原参加高考,进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。那时候,大量西方和拉美小说成为文学青年的新大陆,阅读的记忆又慢慢发酵,变成了创作的催化剂。有时候跟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喝点儿小酒,互相拍着胳膊腿,感叹说,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,这辈子要是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,就够了。

  像是准备打下一片天地的好汉,马原擦掌摩拳,也要占山为王。他打开地图,瞅准了离家乡最远的地方――西藏。那是1982年,马原刚刚大学毕业,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。那一年,带有官方色彩的首届茅盾文学奖给了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和《芙蓉镇》这样反思文革和历史的长篇作品,它们也是此前流行于文坛的“伤痕文学”在写作上的一种延伸。而在大众群体中广受欢迎的则是路遥刚刚发表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,表现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的选择与困惑。

  但马原不一样,他不仅要成为作家,还要成为博尔赫斯那样的“作家中的作家”。在中国,独具一格往往意味着孤军奋战,写作的秘密只有在少数人和少数时刻才会被拆开,也注定了一种边缘的姿态。马原决定徒步进山,开辟崭新的表达方式。后来莫言对马原说,你去西藏真是去对了,正是这片土地成全了你的写作方式。

  马原在西藏待了七年,先是在西藏电台做了三年的记者,后来变成了西藏群艺馆的编辑。他对工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,一共只写过二十多篇报道。做记者需要对官方会议进行报道,官员的出席顺序需要格外注意,但马原对此有些马马虎虎,每次,责编都需要帮他改过来。伦理和自然的秩序让他感到着迷,但世俗的秩序只让他觉得痛苦。

  他个子很高,心气也高,做了编辑之后,跟群艺馆馆长关系不太好。据好友余华回忆,有一次馆长发火了,让马原别再来上班了。马原听了简直是喜出望外,那时候都是有编制的,不去上班,单位工资照拿,还可以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,他就去北京和辽宁等地待了一段时间。

  不上班的时候,马原留着大胡子,皮肤晒成了黑红色,穿着及膝的马靴,在拉萨的八角街溜达。八角街也叫八廓街,是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,三教九流都有,比如商人、摊贩和朝佛的康巴女人。

  有时,马原也会走出拉萨,到更高的地方去。他见识过藏民的天葬仪式,盘旋的秃鹰落下来,又飞上高空,生死的疆界被拓宽了,马原尤其迷恋那种仪式背后的想象力。因为西藏,马原成了一个有神论者,那个神意味着秩序,或许跟中国哲学的“道”有些相似。马原说,西藏这个地方很奇特,常常让他感到陌生,陌生感调动着他的神经和想象力,让他用技巧和笔法对这种陌生感进行复原和再造。

  从1984年开始,马原接连发表了《拉萨河的女神》《冈底斯的诱惑》和《虚构》等作品,《虚构》开篇那句话几乎成为了马原的文学宣言。“我实在只是个写小说的拉萨居民,时而有一点超出常规的浪漫想法。”他在小说里继续这样介绍自己的身份,甚至直接坦承自己的叙事动机,让读者不要当真,故意扰乱虚构与真实的关系。他喜欢假设和直觉,迷恋“天马行空”,对假象和错觉的兴趣大过对于事物与意义的描述。

  当时的妻子读了之后,说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很多同代的作家对社会生活有浓厚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,但马原不一样,他有意地追求一种外在的形式,对这种“表层”的关注几乎到了“矫枉过正”的地步。

  如同一个原本封闭的塔楼,马原打开了许多扇窗户。很快,余华、格非和残雪等作家纷纷以先锋的姿态登上文坛,他们的写作与前一辈作家有着明显的分野,而马原被认为是第一个先锋派。读到马原的小说,很多写作者也发出了马原当年阅读外国小说时的感叹,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。

  梦

  先锋让马原得到了很多业内同行和部分文学青年的推崇,高校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教材绕不过他,但先锋也让他在大众和官方体系中无法得到充分的认可,文学奖总是跟他无关。

  许多年后,马原的名字慢慢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,但在回想起当年的文学版图时,总有人感叹,那是最好的时候,对许多小说写作者是这样,对马原也是如此。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,甚至担负起了时代临时交付的任务,从地下和酒桌走向前台,进入到大众视野。

  但好时候总会过去。从1991年开始,马原也停笔了。“做了一个梦,梦醒了就不写了。”他这样写道。后来,他也尝试过重新写,但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那种感觉。小说曾经是他的拿手好戏,但再次拿起笔时,他却觉得无比吃力。与此同时,许多原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或是同样停止写作,转了行,或是转变风格,更加贴近现实生活。

  马原感受到了这种转变。他曾满怀信心,花了两年时间,走了两万多公里,走访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、翻译家以及杂志社和出版社等,希望可以将这些作家的状态与想法借助影像保存下来。在走访的过程中,马原感受到了那些写作同行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兴奋、彷徨、浮躁与茫然。当时,余华还在计划着写出一部可以媲美文学经典《红字》的小说,一年之后便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品《活着》。作家刘心武开始思考文学的商业前景和影视改编,后来转入《红楼梦》研究。

  马原的纪录片拍成了,却没有电视台同意播放这部名为《中国作家梦――许多种声音》的作品,只好买了个冰柜,把这些录像带封存了起来。后来,因为设备和格式问题,这些录像带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品。

  就在马原拍摄完成的当年,作家贾平凹的小说《废都》出版,因为大胆的情色描写引发争议,虽然销量很大,盗版也屡禁不止,但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。马原却觉得这本小说是部杰出的作品。“它写尽了文人的无良、无德和无聊,所有荒诞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时代。”马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道,那也是他当时作为一名文坛局内人的切身感受。

  《中国作家梦》的计划失败之后,他写过剧本,拍过电影,甚至他与出版人朋友合作,策划过畅销一时的“布老虎”丛书,也曾与房地产商人朋友合作,担任执行董事,成功地开发了多个楼盘项目。他还曾建议一位经商的朋友开辟矿泉水市场。

  可是,对文学的热爱并没有散去,只不过,文学王国的领地慢慢被侵占,从街头巷尾退回到酒桌和课堂。他去同济大学教小说。仍然跟以前一样,他在课堂上分享自己阅读西方小说的体会,虽然面对的听众不再是写作同行,而是年轻的大学生。他读那些经典小说的精彩片段,一边读一边做出相应的动作。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忙着与课程不相干的事情,没注意到台上那个据说写小说很厉害的老师读着读着,竟然自己哭了。

  他说,小说已死。小说的出现与流行与它的物质载体密不可分,但读屏时代的到来已经让大众的阅读方式发生了转变,他也无力给出答案。有学生对文学创作感兴趣,但他并不建议对方去从事专业写作。

  在这个时代,作家如果不想被体制和市场眷顾,很难成为一种职业。作家洪峰近年来隐居云南,曾被当地的村支书带人围殴,导致肋骨骨折。当年他与马原等人齐名,是“先锋五虎将”之一。马原去看望他,对这位老朋友的境遇感到震惊。

  贪生

  忙着教书和赚钱的时候,马原心里仍然不肯接受现状,还是想要写小说。虽然住在城市,但他几乎每年都会回一次西藏。等闲下来了,他要把该写的书都写出来,比如拉萨的八角街。然而一场大病让他忙碌的脚步停了下来。

  那是2008年。本来,他结束了17年的单身生活,与现任妻子结婚,装修好房子,准备开始新生活。但就在一个月后,他的身体出现问题,前胸后背出现红疹,伴有持续的刺痛。这种症状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叫带状疱疹,用东北老家的话叫蛇盘疮。

  马原做肺穿手术,肺部查出了肿块,开始住院,卧床休养,身子一动也不动。医生让马原和他的妻子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。但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,马原和妻子做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任性的决定,中断了治疗。医生和学校领导感到惊讶,但也无法阻止马原的选择。

  离开了上海,马原去了妻子的家乡海南,泡温泉,骑自行车,在一个有新鲜水源和空气的地方安心休养。他有自己的想法,尽管这被他的朋友看作是谬论。出乎意料的是,马原的身体开始好转。后来,马原离开了海南,和作家洪峰一样,选择在云南落脚,修建属于他的“伊甸”。

  “马原贪生,但不怕死。”他的学生吴尧这样说自己的老师。现在,马原有自己的家庭,也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他整日里跟孩子和禽畜打交道。余华说马原“幼稚”,他指的或许是马原身上的那种纯真。

  马原又开始写东西了,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,感到欣喜,尽管时代已经变了,是否在写本身甚至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。现在,马原写两种小说,一种是童话,那最初是给他自己的儿子读的。另一种小说则关乎现实,写人世的纠缠,写现世的荒唐。

  青年作家蒋方舟在看过根据《中国作家梦》底稿修订而成的书后,曾经写道,中国作家梦,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,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,到最后,退守成了陶渊明的“田园梦”。

  马原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园世界后,却开始走上了一条反思的路。

  很多事情都让马原感到不可思议。老人摔倒了没有人扶,官二代敢跟公安执法部门公然叫嚣。但他并不直接批判,只是用他的方式呈现。和三十年前一样,马原说,他只想写出“表层”,并不过问意义和理想。

  但观众似乎并不买账。一部分读者感到失望,仍然期待着那个勇冠三军的先锋作家对现实进行“有力”的回应,重新带领人们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奇特世界。还有人直言不讳,认为新作《黄棠一家》是“新闻串烧”。

  马原本人不这么认为。“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横剖面,这个剖面荒唐透顶。”马原这样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道。他觉得,我们都在这个灵光消逝的时代里停留太久,误以为发生的一切就是现实的本来面目。

  (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7年第47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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